全国人大审议中国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所带来的潜在担忧影响到了资本市场的走势，冲击并威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此，兆信资产有一些观点与大家分享。

01：为何在此时人大需要审议中国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

1、西方国家多忙于抗击疫情，在此时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香港问题。国际舆论的重点也在全球疫情上，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度较小。此时通过立法给香港问题设置底线，是冲击成本最小的选择。

2、香港目前的两极分化已经比较明显。去年的选举中，建制派议员大败。在民意导向下，今年建制派也很难获得2/3的席位，从而推动23条立法的推行（本质和国家安全法一致，此前在香港一直没有通过）。

3、外部环境有潜在的变化。中美关系从2018年起出现本质的转向，加快订立国安法，有利于维护香港政治局稳定，以及金融安全的稳定。

同样，对于美国的政客而言，此时香港的问题，也是有助于他们转移抗疫不利的内部矛盾，为11月大选做铺垫的动作。而如我们此前表述的一样，中美问题会成为这次竞选中的核心议题，香港问题正好是这一核心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

02：香港的资本市场会受到多大的冲击？

香港从一个渔村走到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多次遇到了政治及经济的不确定性，每送走一个当时认为的“至暗时刻”，都是迎来的一个好的时代。这是由香港的基本盘——“背靠中国，联通世界”而决定的。这是我们认为香港最大的确定性。

香港股市并非第一次因为政治的原因出现下跌：1、1981年至1984年期间，中英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了角力触发香港信心危机，一度引发资金外流。恒生指数由1981年7月最高的1810点跌至1982年12月的676点，累跌接近63%。直至1984年12月中英达成共识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恒指才开始反弹，并很快升破1200点关口。

2、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在此后的一年中香港股市下跌了50%，但随后的一年半中，恒生指数约上涨了140%。
所谓“普世价值”绝非投资价值，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此次资本市场受香港政治因素影响的调整，从2019年上半年“修例风波”开始，目前一年内恒生指数下跌了约25%。那么在此之后还是否会出现大幅恐慌性下跌呢？

言简意赅，短期或有下调，未来数月难免波折，但出现恐慌性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如下：

1、根据港交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港股中资企业（内地）占比已经突破七成（73.3%），总资产超过3万亿美金。香港的中资背景金融机构，已经占据了1/3的份额，是有实力、能力及意愿去支撑市盈率在9.5倍水平的港股的。每日南下港股通的交易金额平均在420亿人民币左右，对于港股的成交量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旦出现了大幅下跌，港股通也是蓝筹股东们进行回购稳定股价的好选择。

2、资本是逐利的，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审判者，他们担心的不是香港是否会走向“一国一制”，也不是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而是社会动乱给香港政治、金融市场带来的扰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实施会促使这种稳定的回归。（声明：本文并不讨论和议论政治，也不代表任何立场）

3、香港市场与国际接轨，有大量成熟的国际投资者，若出现大跌并不会直接撤离，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往往是会进行精准地抄底。作为国际资本最为顺利便捷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契机，机构投资者无法放弃香港。

03：美国政府会采取强硬的措施来推行制裁，对香港会带来哪些威胁和冲击？

1、若美国制裁香港，取消其自由贸易港的地位，禁止高科技产品输入香港，会对香港带来一定的贸易和特定行业的影响，但并不是对香港整体的影响。如此前我们叙述的，香港的基本盘是“背靠中国，联通世界”。

如果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则对美国的冲击更大。数据显示，香港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约为5亿美元，而美国出口至香港的商品额超过了300亿美元。香港是美国专区最高贸易顺差额的单一经济体，是美国第三大红酒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及牛肉产品出口市场，以及第七大农业产品出口市场。

2、如果美国限制其企业赴港与在香港设立总部，管制资金等等，那么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也会有大大的打击，从而导致更多外资流出香港。

但是对美国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有1400家，其中有283个地区总部和443个地区办公室，数量和集中度是全球各国最高的。有大约8.5万名美国公民生活在香港。美国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和客户存款分别为1480亿美金和790亿美金，在香港投资的金额是很庞大的。同样的，香港是海外金融机构来投资中国最便捷的方式，金融机构是逐利的，是不会轻易跟着口号走的。（部分数据来源：FT中文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将面临冲击》）

总之，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没有所谓的最高意志，企业和个人也不会轻易跟随所谓“最高意志”而动。美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政治的博弈从而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而不是简单被一方或者一个人的政治利益所左右。

和去年最大的不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媒体开始注意和报道特朗普为了竞选转移抗疫不利矛盾至中国的逻辑。下图为《经济学人》新一期所作。

图释——蓬佩奥：我责怪中国（特朗普牵着他）

总结
我们并不认为这次香港的政治事件会带来恐慌性的大幅下挫。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中美的关系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转向，同时部分政客为了其诉求可能会采取出乎意料的非理性行动。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做好市场下行的对冲准备。

同时可见的因素已在价格中有了体现，在现在全球都相对宽松的背景下，也需要做出适当应对市场上行风险的举措。